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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证据局限性的一种方法是结合不同形式或不同渠道的证据，就是把针对同样问题的不同研究结果整合起来。梳理证据背后的原因是，如果不同形式的证据或者不同渠道的证据能够呼应的话（或者至少不相互矛盾），它们就聚集了一种“重要性”，加在一起的可信度在自己的环境中用它来确保他们没有忽视或忘记某些东西。也许，在许多问题上，我们能做到的好情况是，提供需要考虑的因素来装备那些带着问题的从业者，让他们找到自己问题的解决方案。

要做到这点，我们需要扩大层观察所能接受的"证据"的定义。一些研究者一直争论说，软件工程研究存在对定量数据和研究的偏证据不是证明。总的说来，任何足以让我们认为一个理由可信，或者比另一个理由更可信的实证就是证据。不同的目的需要不同标准的证据。有些目的需要强有力的证据。比如说，决定是否要把所有的软件开发都转换成面向方面的设计和实现，这需要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收益大于投资（包括经济和文化方面）。有些目的只需要薄弱的证据即可。比如说，一个面向方面的追踪应用实例可能已经足够证明面向方面的编程方法（AOP）是有价值的，留待进一步研究来澄清的是它能（在什么环境下）多好地完成目标。一份以找出设计中的缺陷为目标的评估研究，可能只需要少数参与者的回复。我们知道有一个为制造业所设计的语音反馈系统原型，在初始用户指出他们用耳塞就能屏蔽工厂噪声之后就被放弃了。一些目的只需要反例就够了。比如，当一个人试图辩驳一项假设或者一项普适的断言时，他只需要一个反例。例如，可视化编程的支持者们声称“可以图形化的就是好的”，但是通过在一项实验中证明嵌套结构在用文本表示时理解起来更快，使得这些支持者们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看法。

所以，你想问的问题和特定环境下需要的证据之间是有联系的。你需要的证据和能提供那些证据的方法之间也是有联系的。比如说，你不能向提供信息的人询问不能说的秘密，这就是调查的局限性之一。软件是创建并部署在社会技术背景之下的，所以关于软件的断言和论点需要同时借鉴考虑了社会和技术背景的证据以及包含两者之间关系的证据。

浔之漫智控技术（上海）有限公司（xzm-wqy-sh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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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理解面向方面的设计对你项目的沟通结构所产生的影响，需要先观察那项技术的整个应用场景。对方法的良好应用意味着“对症下药”，也意味着合理使用那些和问题相关并且服务于目的的证据好，而定量的工作也可以同样严格并提供对相关问题的有用回答[26]。构建更强大证据集合的开始，是真正拓的方法，即整合实证研究的结果提供技能、习惯和基础，以便支持软件工程的决策。我们通常会拿软件工程与循证医学及其对严格临床证据的依赖做比较。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软件工程忽视了证据（虽然基于有争议观点和迷信的软件工程无疑仍然存在），而是为了说明我们的学科缺乏一个组织、文化和技术基础，以支持对不同渠道知识的聚集和整合。Barbara Kitchenham在第3章中介绍了这项运动。

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一些对软件工程的思考和反省，用来改善软件工程实践的例子。比如Fred Brooks和Walter Vincenti这样的作家，通过提取经验并使用从实践和经验中来的例证来关注实践，以此思考工程活动的本质。我们不会仅仅因为他们的论文基于的不是科学实验而是反思经验，就抵制他们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会仔细思考他们的结论：我们是否同意这些结论，这些结论是否适合我们的环境，是否与我们的经验匹配。也就是说，它们是否与我们熟悉的证据相一致。

但不论我们依靠的是科学研究（剩余章节都会关注于此），还是开明人士的报告，我们认为，作为一个软件工程师，需要对证据有十分jingque的理解，才能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才能根据我们想问的问题来评估对证据的需求。我们本质上并不需要更多的指标，或是广泛使用的科学方法，也不需要死板的方法论和教科书似的说教。强加的流程和方法本身不能产出质量，当然也不能保证质量。然而，我们通常试图用这些方法来达到真正的目标：系统性的、博识的、循证的批判性思维。展可接受证据的定义，以此混合定性和定量的资源。也就是说，更多关于技术为什么能行或者为什么不行的文本或图片数据，以及技术影响力多少的定量数据。